（一篇旧文）

之前讨论过，梅长苏和靖王之间的差异可以大致用行事原则底线为先还是行事目标为先来理解。这个冲突也更多地发生在梅长苏内心，他的自我分裂在某种程度上也行事手段的自我约束与实现重大目标之间的挣扎。这里想补充另一个视角，即党争夺位的心态。

靖王在“党争、夺位”这件事上一直处于被动的态度，因此他只会接受梅长苏给他的各种安排，以及和他讨论各种朝务朝局，但也不会主动要求苏兄做些什么——这个“做些什么”，指的是打倒政敌，或者争夺自己政治集团的利益。

所以卫峥一案，即使靖王明知是对方针对自己的圈套，仍然认为这是自己的“私事”。他没有、或者刻意拒绝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政治集团的一较高下你死我活上，想的是守住自己行事的底线情义为先，用自己的情义去硬拼对方的陷阱。那么同样的，他也不会因为卫峥案事实上是政治集团夺嫡皇子间的斗争，而“命令”梅长苏去做什么。

而梅长苏的处置方式，是把靖王代表的情义，转化为自己政治阵营的立场以及对敌的斗争。

这种态度的不一致，也可以从私炮坊事件上看出来：梅长苏认为不需要刻意为了为人所知而做好事，但若殿下做了善行别人却不知道，就是谋士的失职。也就是说，梅长苏不会去引爆私炮坊，但也不惮于利用私炮坊事件来达到党争利益的最大化——例如他选择时机由沈追（蔡荃显然是被沈追带过来的）在悬镜司事发后揭破此事，让梁帝忌惮誉王和夏江勾结的用心，达到查封悬镜司和让誉王失去圣心的双重目的。

严格来说，梅长苏/林殊和靖王的真正行事底线是一致的，比如靖王认为谢玉案中苏先生做事若不狠一些如何摘得净他和谢玉的关系。但，靖王为人，待人宽律己严，单纯从为人角度讲，他能够接受别人这样做，但自己不会不愿意去做。靖王面临的挑战，是处理为人的品格和为君的责任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当靖王决定夺嫡后，即使真正底线和梅长苏并无本质差别，其中仍然有一个微妙区别：对靖王来说，属于“（为我）做了，我也能接受”。也就是他自己和苏先生说的“我既踏上此路，当不致如此天真”。这里有一个学习和接受的过程。但对苏兄而言不是，他党争夺位的主动推动者和谋划者。

因此，靖王在卫峥一局中只想到“承受冷落和打压”这样的守势，恐怕也不能仅仅怪责他和梅长苏的谋算能力差距。夏江意在引诱靖王出手劫夺逆犯，苏兄因势利导算计圣心“构陷”夏江介入党争陷害皇子的罪名；而靖王为人端方君子品性，就算是再恨夏江的歹毒手段，再知道卫峥根本就不是叛将，对主动“构陷”对方这样阴诡的权诈手段，恐怕连想到都不可能。靖王可以有限的扮猪吃老虎蒙骗父皇，但要做到这种程度，连这么想一想他都有心理障碍。

这也就完全应和上了梅长苏在定规矩时候说的话：

“想要对付太子和誉王这样的人，光靠殿下的一腔热血是不行的。苏某的存在就是不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想要对付他们，一定要比他们更狠。否则稍有不慎我们的大业就会万劫不复。若你身边没有像我样的人，日后我们所谋之事渐为人知，太子和誉王矛头直指殿下，你又有什么力量去对付他们？”

——夏江意在离间父子、构陷靖王，那我干脆来推一把，构陷自己把卫峥给藏起来构陷靖王，让你百口莫辩。

毕竟在当年的惨案中，靖王的经历再惨痛也只是近亲属，而苏兄才是真正的当事人。对仇人痛恨到不惜改变心性踏破底线的程度，只有当事人才可能做到吧。 

正如萧景睿所说：君者，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靖王出手劫夺逆犯欺瞒君父固然手段不对，但问题是“逆犯”这个身份根本就是错的，赤焰案这个源头也是错的。将忠直之士依律问刑处死，怎么不让人心寒？只能用权谋之术来实现真正的正义，这本就是世道的悲哀，也是林殊/梅长苏的悲哀。

梅长苏所言“这是夺权利器，而终非正途”也是对的，他希望的社会，是清直之士得到褒奖，奸邪之徒依律正法的社会，根本上摈除这种构陷再反构陷的党争游戏。所以他扶持景琰上位，就希望做到“正本清源”的目的，源清，手段和目的才可能统一。